在缺角的生命中 看見愛與原諒
專訪「水蜜桃阿嬤」紀實片導演楊力州
今年《商業周刊》的「一個台灣．兩個世界」關懷系列，與金馬獎導演楊力州合作，記錄一個自殺家庭，如何用愛與原諒，重新理解生命。
口述╱楊力州 整理╱成章瑜
這是一個巨大傷痛的故事。一開始拿起攝影機，我一直告訴自己，必須勇敢，勇敢不等於殘忍，因為唯有勇敢，不讓情緒氾濫或發洩出去，我才有辦法拍到生命的原貌。這裡，有雲、有樹、有透徹的陽光，但是每到下午，霧就來了。那個讓空間美麗的雲霧，反而讓人看不清楚這個區域，也看不清楚這些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人，究竟是為什麼？
今年農曆過年前的五天，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家庭。當我開始拿起攝影機，我的第一個念頭是：為什麼這些大人會做這樣的決定？第二個我想知道的是，這些小孩在失去父母之後，在巨大悲痛之後如何走過來？自我療癒是怎麼做的？有沒有什麼缺乏的部分，是不是必須有更專業的力量進來，讓這個自癒的時間縮短，或讓自癒的期間不要有意外發生？
他們的勇敢：用犀利的語言，互相扶持
雖然，我很理智的去尋覓為什麼走的人要做此決定，但拍攝過程下來，那個「為什麼」其實是益發的模糊。當我們憤怒去指責自殺者「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」，其實相對而言，自殺者是背負著巨大巨大的痛苦的。拍攝後來我突然發現，我是沒有能力超越生命微妙跟最深層的本質的，就像那雲霧一樣的不可測。反而在第二個部分，去記錄這些小孩長大的過程，他們怎麼去面對，而且是很勇敢的面對，他們相當勇敢，這個部分我得到好多，而且是滿滿的。
透過這樣很純粹的觀察，看到這些小孩在長大的過程是異常的辛苦，更讓我們覺得不捨。當攝影機架在那邊，當小女孩哭的時候，我們似乎只知道應該輕拍她的肩膀，跟她說：不要哭呀！可是不過大她兩、三歲的姊姊，會用一種最直接的方法，告訴妹妹認清事實。一般人的勇氣其實在這些小孩之下，我們面對事實的能力沒有他們這樣果決，也有可能是他們想要迅速的跟這個不愉快的記憶做告別。即使是很犀利的語言，其實都是一種扶持。我們影片裡有一段是，大姊小涵過完生日後，把最小的小豹叫來，然後突然給他一個過肩摔，說：你要乖喔，我們在旁邊看都覺得很詫異。
半年的拍攝，看到這些小孩子，有很大的自癒力量與能力，這讓我感動。其實整部片滿滿都是愛，最明顯的就是阿嬤對孫子的愛，阿嬤對兒子的愛與不捨，小孩子對阿嬤的愛，整部片都是愛跟原諒。事發快一年了，孩子只有原諒他們的父母，路才能繼續走；阿嬤只有原諒自己的小孩，路才能繼續走。小涵雖然說「你們（爸爸媽媽）為什麼要自殺？是不是不愛我們了？」其實她知道爸媽是愛她的，可是她不理解，就像我們不理解；就像我們拿攝影機準備進去裡面去探知「為什麼」的時候，我們最後還是不理解，小孩子也不理解。可是在這不理解的狀態下，只有一件事能做，就是原諒，原諒讓這個悲傷能夠結束，才具有再往前走的力量。
他們的悲傷：藏在失神的發呆、暴力背後
影片最後要傳達的是「勿為逝者傷悲，請為生者流淚」。我帶著「為什麼」來拍，拍完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探詢「為什麼」的過程中，我看到生者的淚水、情緒、不捨，我全都看到了，所有的哭泣，甚至一個失神的發呆、一個暴力的行為，都是因為逝者這件事情所產生的影響。這些影響讓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相當的不安。我們擔心憤怒的孩子，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暴力，我們也擔心那個常常哭泣的小女孩，以後會不會是第一個離開家庭而不再回來的人。
他們的希望：一個有爽朗笑聲的阿嬤
這個影片我很刻意要讓阿嬤、小孩的臉孔很清楚，導演退到最後面。我去把故事結構起來就好了，讓他們自己的臉孔、自己的語言去說他們自己的故事；連配樂都很節制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看到生命的原相。故事的主角阿嬤，她總會在講到一些悲傷或擔憂時，給自己一個爽朗的笑聲，我覺得那個東西很棒！關於這樣一個悲傷故事，我們不知不覺掉下去的時候，往往都是阿嬤把我們拉起來。她很健康，我們必須這麼說，可能在另外一個山頭或另外一個城市裡面，類似遭遇的阿嬤，都還在巨大的悲痛中。
這是不幸的故事，但是有幸的是，這裡有一個會把笑容掛在臉上的阿嬤，我覺得這些小孩在不幸的底下，還好有阿嬤！ 拍紀錄片最有趣的，就是透過拍攝，去參與一個生命。可是這部片特別不同的是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（大人）自殺留下來的小孩，這在我們的生命經驗是零。在這個零的狀況底下，很多事情，我們沒有辦法理解。
我也意識到生命這件事情，是如此複雜，比如說阿嬤的兒子選擇自殺，他高度影響到阿嬤，影響到他的小孩。他用他自己理解生命跟處理生命的方式，去處理自己的生命，但生者的命運呢？ 這次影片，我避免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我們的配樂、剪接後製，主動要求說要去山上，他們覺得這不是一個case，這是一個關於人家生命的故事，而且是這麼深沉的，所以他們決定上山看一看。
很多媒體其實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很多所謂弱勢關懷新聞或是深入報導，他可以用很簡單的邏輯，套餐A套餐B套餐C……套餐式的把它放進來，反正都是這麼去處理的。對剪接師雞媽而言，他的世界絕對不是山上的世界，配樂黑麻吉也是，他覺得他必須去理解對方說話的脈絡、說話的節奏、講話的速度、阿嬤的性格……這個跟他做配樂安排節拍會有關聯的。他們都一起來感受在雲端上面這個家的空氣的味道。
陪伴我半年的，當然還有最佳拍檔攝影阿東和收音小毛，以及製片小倩。 每次我們上山，孩子第一句就是：「小毛來了！」阿東不上山，就覺得生活好像少了什麼。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收穫，就是陪伴孩子，而不只是拍片。 半年了，我們現在已經是阿嬤第八、九、十……個孫子，每次下山，阿嬤總是問我什麼時候回來，她用「回來」啊！她已經認為我們是她的家人，這是最大最大的滿足，已經和影片好壞無關。
專訪「水蜜桃阿嬤」紀實片導演楊力州
今年《商業周刊》的「一個台灣．兩個世界」關懷系列，與金馬獎導演楊力州合作，記錄一個自殺家庭，如何用愛與原諒，重新理解生命。
口述╱楊力州 整理╱成章瑜
這是一個巨大傷痛的故事。一開始拿起攝影機，我一直告訴自己，必須勇敢，勇敢不等於殘忍，因為唯有勇敢，不讓情緒氾濫或發洩出去，我才有辦法拍到生命的原貌。這裡，有雲、有樹、有透徹的陽光，但是每到下午，霧就來了。那個讓空間美麗的雲霧，反而讓人看不清楚這個區域，也看不清楚這些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人，究竟是為什麼？
今年農曆過年前的五天，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家庭。當我開始拿起攝影機，我的第一個念頭是：為什麼這些大人會做這樣的決定？第二個我想知道的是，這些小孩在失去父母之後，在巨大悲痛之後如何走過來？自我療癒是怎麼做的？有沒有什麼缺乏的部分，是不是必須有更專業的力量進來，讓這個自癒的時間縮短，或讓自癒的期間不要有意外發生？
他們的勇敢：用犀利的語言，互相扶持
雖然，我很理智的去尋覓為什麼走的人要做此決定，但拍攝過程下來，那個「為什麼」其實是益發的模糊。當我們憤怒去指責自殺者「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」，其實相對而言，自殺者是背負著巨大巨大的痛苦的。拍攝後來我突然發現，我是沒有能力超越生命微妙跟最深層的本質的，就像那雲霧一樣的不可測。反而在第二個部分，去記錄這些小孩長大的過程，他們怎麼去面對，而且是很勇敢的面對，他們相當勇敢，這個部分我得到好多，而且是滿滿的。
透過這樣很純粹的觀察，看到這些小孩在長大的過程是異常的辛苦，更讓我們覺得不捨。當攝影機架在那邊，當小女孩哭的時候，我們似乎只知道應該輕拍她的肩膀，跟她說：不要哭呀！可是不過大她兩、三歲的姊姊，會用一種最直接的方法，告訴妹妹認清事實。一般人的勇氣其實在這些小孩之下，我們面對事實的能力沒有他們這樣果決，也有可能是他們想要迅速的跟這個不愉快的記憶做告別。即使是很犀利的語言，其實都是一種扶持。我們影片裡有一段是，大姊小涵過完生日後，把最小的小豹叫來，然後突然給他一個過肩摔，說：你要乖喔，我們在旁邊看都覺得很詫異。
半年的拍攝，看到這些小孩子，有很大的自癒力量與能力，這讓我感動。其實整部片滿滿都是愛，最明顯的就是阿嬤對孫子的愛，阿嬤對兒子的愛與不捨，小孩子對阿嬤的愛，整部片都是愛跟原諒。事發快一年了，孩子只有原諒他們的父母，路才能繼續走；阿嬤只有原諒自己的小孩，路才能繼續走。小涵雖然說「你們（爸爸媽媽）為什麼要自殺？是不是不愛我們了？」其實她知道爸媽是愛她的，可是她不理解，就像我們不理解；就像我們拿攝影機準備進去裡面去探知「為什麼」的時候，我們最後還是不理解，小孩子也不理解。可是在這不理解的狀態下，只有一件事能做，就是原諒，原諒讓這個悲傷能夠結束，才具有再往前走的力量。
他們的悲傷：藏在失神的發呆、暴力背後
影片最後要傳達的是「勿為逝者傷悲，請為生者流淚」。我帶著「為什麼」來拍，拍完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探詢「為什麼」的過程中，我看到生者的淚水、情緒、不捨，我全都看到了，所有的哭泣，甚至一個失神的發呆、一個暴力的行為，都是因為逝者這件事情所產生的影響。這些影響讓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相當的不安。我們擔心憤怒的孩子，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暴力，我們也擔心那個常常哭泣的小女孩，以後會不會是第一個離開家庭而不再回來的人。
他們的希望：一個有爽朗笑聲的阿嬤
這個影片我很刻意要讓阿嬤、小孩的臉孔很清楚，導演退到最後面。我去把故事結構起來就好了，讓他們自己的臉孔、自己的語言去說他們自己的故事；連配樂都很節制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看到生命的原相。故事的主角阿嬤，她總會在講到一些悲傷或擔憂時，給自己一個爽朗的笑聲，我覺得那個東西很棒！關於這樣一個悲傷故事，我們不知不覺掉下去的時候，往往都是阿嬤把我們拉起來。她很健康，我們必須這麼說，可能在另外一個山頭或另外一個城市裡面，類似遭遇的阿嬤，都還在巨大的悲痛中。
這是不幸的故事，但是有幸的是，這裡有一個會把笑容掛在臉上的阿嬤，我覺得這些小孩在不幸的底下，還好有阿嬤！ 拍紀錄片最有趣的，就是透過拍攝，去參與一個生命。可是這部片特別不同的是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（大人）自殺留下來的小孩，這在我們的生命經驗是零。在這個零的狀況底下，很多事情，我們沒有辦法理解。
我也意識到生命這件事情，是如此複雜，比如說阿嬤的兒子選擇自殺，他高度影響到阿嬤，影響到他的小孩。他用他自己理解生命跟處理生命的方式，去處理自己的生命，但生者的命運呢？ 這次影片，我避免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我們的配樂、剪接後製，主動要求說要去山上，他們覺得這不是一個case，這是一個關於人家生命的故事，而且是這麼深沉的，所以他們決定上山看一看。
很多媒體其實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很多所謂弱勢關懷新聞或是深入報導，他可以用很簡單的邏輯，套餐A套餐B套餐C……套餐式的把它放進來，反正都是這麼去處理的。對剪接師雞媽而言，他的世界絕對不是山上的世界，配樂黑麻吉也是，他覺得他必須去理解對方說話的脈絡、說話的節奏、講話的速度、阿嬤的性格……這個跟他做配樂安排節拍會有關聯的。他們都一起來感受在雲端上面這個家的空氣的味道。
陪伴我半年的，當然還有最佳拍檔攝影阿東和收音小毛，以及製片小倩。 每次我們上山，孩子第一句就是：「小毛來了！」阿東不上山，就覺得生活好像少了什麼。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收穫，就是陪伴孩子，而不只是拍片。 半年了，我們現在已經是阿嬤第八、九、十……個孫子，每次下山，阿嬤總是問我什麼時候回來，她用「回來」啊！她已經認為我們是她的家人，這是最大最大的滿足，已經和影片好壞無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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